美军加紧夺岛演练遭质疑

假定当时元老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5岁，那么，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年会有两位元老更替。

因为在英格兰这个远比雅典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岛国上出现的是封建君主制，而不是城邦君主制。而在中国的1950年代，毛泽东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volume 1，The Found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2]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304 U.S. 144（1938），footnote 4 [43]Heart of Atlanta Motel， Inc. v. United States，379 U. S. 241（1964）。同时也恰恰因其源生于本国问题，是内生的，因此也一定是面向创造的，看起来甚或是我行我素的—这其实是伟大或空前的一个特征。他们都属于韦伯笔下的魅力型政治家。[10]而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则是：统治者是为了城邦的共同利益还是只顾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这个过程之前就已开始。

[6]而看看真实的国家，其形态的差别非常大。为防止特别是对外贸易带来迅速的贫富分化，莱库古甚至取消了金银货币（国际贸易货币），而只允许本国流通的铁币，这是非常有想象力尽管是非常封闭和保守的货币和经济措施。[37]韩春晖：《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以统一公法学为研究进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所以，如何通过组织将统一公法学理论传播以及应用就成为一个难题。第二，因统一公法学理论过于庞大而无法适用 统一公法学以研究整体公法规范、共性公法特征和一般公法规律，研究部门公法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依存的内容，研究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相互交融和渗透。那还用统一吗？ 依照该理论倡导者们的设计，笔者的再设计是：将现在已有的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等称谓公法学分论，而在此之外创立公法学总论。[9]韩春晖：《公法理论的创新与研究范式的突破---对统一公法学的证成性阐释》，《法学论坛》2007年第5期。

笔者认为，对于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主要还在于各个公法救济制度之间如何衔接。[44] 就国际公法理论基础而言，如果以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为主线形成理论基础未免有些牵强甚至荒唐，因为国际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家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以及文化关系等。

[27]如《行政诉讼法》第1条就规定了至少三种目的：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但人为的法学切块并不能阻挡或者代替实践的催生，而是公法与私法的各种因素共存其中，彼此交织，其关系错综复杂：共存与冲突、融合与碰撞、矛盾与依存。在公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以通过私法规范补充或者填补漏洞，私法的契约自由精神逆向进入公法，就显得更为迫切和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填补公法中最为缺乏的精神---自由。依然是一种宏大叙事，缺乏具体制度。

  张弘，单位为辽宁大学。[50] 与此同时，社会法的出现对公私法二元分类是个不小的冲击。与此同时，有人从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分别探寻理论基础，如有人从诉讼模式的不同认为当事人主义以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本位为其理论基础，贯穿着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这一研究路径包含两个层面：其一，立足现实性与可能性的中观视野。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公法而言，才刚刚离开起步阶段，一切才欣欣向荣，怎么忽然就趋向私法了？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主要的还是这个概念用的有问题。

[31] 公法离散化的拓张使统一公法学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虽然笔者并不否认公法学乃至法学可以有更高层级的理论体系或理性观念，但这些理论体系或理性观念能否因为需要统一就能够达到统一值得怀疑。  二、对统一公法学理论若干概念的质疑与思考 （一）何谓统一? 对统一公法学概念提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何谓统一?由于有人将统一理解为动词。

【关键词】统一公法学理论。世界著名公法学家法国狄骥先生所作著的作为公法学经典著作之一的《公法的变迁》[19]其内容也同样如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公法学总论的范围有多大？包括哪些公法部门？是全部公法部门还是仅包括一部分？笔者的观点只能是一部分，因为所有公法部门很难有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尤其是宪法、行政法与刑法、国际公法等之间很难有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当然该理论倡导者们一定说有。[60]转引自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总第15期。在一个没有私法传统、没有私法理念的国度，民主政治只能是乌托邦。其实从叫法上称统一控权论与控权论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何况孙笑侠先生早就提出综合控权的观点[21].如果能够统一的话，所谓统一的工具，笔者认为不可能是新创的，只能借助法理或宪政甚或哲学。

参见Schmid，Sozialrechtund Recht der sozialen Sicherheit，1981，Berlin.S.67. [52]阿计：《民生难题催生社会立法》，《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15期。（四）对公法学发展趋势或走向的全面思考 统一公法学理论的提出及质疑对笔者而言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开始对公法学发展趋势或走向的全面思考，统一公法学理论倡导者们的想法是将公法学统一或整体下的发展与进步，虽然这种观点不一定被接受或承认，但至少是对公法学发展趋势或走向的思考，除了具有方法论意义之外，还具有前瞻性的忧患探索，本身值得称道。

然而，遗憾的是私法学的概念却很少被使用，笔者认为概因私法学往往仅指民法学而至。[4]袁曙宏、赵永伟：《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

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诞生后，成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该小组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我国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也就是说，建立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并非势在必行，导致需要建立统一公法学的那些势并非那么急切，即使不建立统一公法学理论，公法学依然在发展，依然有人会关心公法学综合性或整体性的问题[32]。

[5]当然，有人认为统一公法学理论与行政法平衡理论具有旨趣和知识的同源性，是对平衡论的继承和发展。与此趋势相应，公法在其独自的发展路径上也应当恪守这一通理。[13]如美国学者克罗斯和米勒在《西方商业法律环境》一书中，将中国和日本的法体系（the legal system）划分在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瑞典、波兰等在内的大陆法系（Civil law）。也就是说，倡导者们的意思是想从整体上寻找公法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这应该是最为贴切的理解。

至少本理论倡导者们的初衷是有进步意义的，是想为中国公法学做出自己应有贡献，这其实是难能可贵的，就这点也值得尊敬。（2）鉴于社会公权力和执政党公权力的现实存在和发展，有必要通过统一公法学研究公法新问题、克服传统公法学研究盲点，但并不是要否定对部门公法学的深入研究。

建立一门介于法学与部门公法学之间的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势在必行。于虹，单位为辽宁大学。

[12]曾宪义：《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页。同样如此，公法学也不会有整体或统一的制度。

公法学也可以从民法学中培植自己的土壤。其一，公法目的或功能不具有统一性，宪法或是权利的宣言或是西方的分权。其实就公法学之一的行政法平衡论来说，该理论也没有一味的追求该理论整体制度构建，主要还是一种理念与观念的弘扬，关于平衡的制度也只有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予以实现，如《行政处罚法》在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三个阶段行政权与公民权冲突和平衡的状态和制度设置方案，为正在起草和论证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法》提供了平衡的建构范式。[24]无论消极公权的行使，还是积极公权的行使，都客观上促进了公法的进步与发展。

《统一公法学原论》的出版好评如潮，主要书评有以下：杨海坤、王仰文：跨越部门公法的围栏---读《统一公法学原论》。[43]黄明儒：《解读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兼评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3]但实际上无论提出-建立-应用都依然是纸上谈兵，尤其是应用。[46]邓晔：《统一公法学的制度支撑之我见》，《公法评论》2009年第5卷。

[50]郑尚元：《社会法的定位和社会法的未来》，《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42]张弘、曲畅：《统一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批判》，《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